集郵伴我行

    孩提時代，與我家僅一墻之隔的是泰興郵電局，父親新中國成立初便在此工作。記得上小學(xué)二三年級時，同學(xué)手拿幾枚郵票給我看，要我爸給他幾枚，我一看便知是外郵。至今，還清楚記得我家老式桌抽屜里的一卷民國時期孫中山頭像郵票，大概有二三十張，全張間用不太透明粗糙微黃的“油紙”相隔，每全張約有三四十枚郵票，記憶中呈綠灰色調(diào)，用牛皮筋勒著的這卷郵票，直到“文革”破“四舊”，因害怕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被母親當(dāng)作引火紙生煤炭爐時化為灰燼。當(dāng)初因同學(xué)向我索要郵票，便想起那卷郵票的“心思”，父親發(fā)現(xiàn)后制止說：這是解放前的不能用，也不能拿出去。后聽說我也想“玩”郵票，他說：郵電局有規(guī)定，工作人員是不允許集郵的，你如感興趣可自己集些舊票。父親一席話激起我對搜集舊票的嘗試。

    轉(zhuǎn)眼間進入初中，我自作聰明在每頁紙上用小刀按郵票大小，在其四個角斜劃小口，然后將郵票四角塞進去，此法雖好，但觀賞時四邊形的郵票成了八角形，于是就有了自制集郵冊的沖動。所謂集郵冊，就是在稍硬的紙片上鑲嵌四五條玻璃紙，用漿糊將背面粘牢，裝訂成冊，郵票插入玻璃紙中不會輕易脫落。

    我在南京的求學(xué)地距離鼓樓郵電局和新街口南京集郵門市部不遠，步行也只有10分鐘和近半個小時，節(jié)假日常去那里光顧淘“寶”，看能否買到8分錢的紀(jì)、特票用于寄信，有時父親也會夾寄些新票供我通信之用。在給家中和外地同學(xué)通信時，小心翼翼貼上紀(jì)、特票，總是不忘在信封背面寫上：郵票剪下請寄回（現(xiàn)看來是極大失誤）。距學(xué)校不遠的珠江路路南有一戶專賣舊票的人家，好天時在其家門口的板凳上放有兩只直徑六七十公分的篩子，里邊平攤了許多舊票。在那里，我硬是從口中省下錢買到了數(shù)十枚高低面值舊票，配全了十余套郵票。中央商場南隔壁的南京集郵門市部有不少紀(jì)、特票和蓋銷票賣，苦于囊中羞澀，只能常去一飽眼福。現(xiàn)在每每想起，則成了遺憾的回憶。

    20世紀(jì)70年代初，我畢業(yè)分配到蘇北野外搞石油勘探，前后4年多時間輾轉(zhuǎn)興化、泰縣（姜堰）農(nóng)村一帶，由于交通不便，加之農(nóng)村郵電所提供寄信者的多為普票，可以說這段時間國家發(fā)行的“編號”票對我來說幾乎是空白，只能是后來花高價在集郵市場上覓得。

    1974年隨著J、T郵票的面世，我也幸運調(diào)到了泰州東門外的機關(guān)單位工作，按理說集郵外部環(huán)境改善了，對我集郵更有利了，但苦于經(jīng)濟拮據(jù)，加之泰州西壩口天祿路郵局距單位較遠，步行來回需一個多小時，況且不一定每次去都有收獲，即便如此，那里還是我常光顧和留念的地方。隨著社會上郵票交換市場的繁榮，我利用外出學(xué)習(xí)、開會、培訓(xùn)的機會，在北京、上海、長春、南京郵市上補到了不少老票。

    20世紀(jì)80年代初的一天，偶然在郵友家中見到復(fù)刊后的《集郵》雜志，篇篇郵文吸引著我，于是自那時起便長年不間斷訂閱《集郵》和后來出刊的《中國集郵報》。從此，郵識方面的書籍在我的書架中漸漸多了起來，我努力從集郵書刊中汲取營養(yǎng)，業(yè)余生活變得豐富了，人生也變得充實和多彩了。我開始“涉足”郵識，“研究”集郵史，后來給《中國集郵報》、《郵政周報》、《江蘇工人報》、《江蘇集郵》撰寫郵文。《新中國郵票上“邊”的藝術(shù)》曾獲《中國集郵報》征文二等獎；《義勇軍進行曲—————凱旋之歌》收錄于江蘇揚州郵協(xié)《方寸話戰(zhàn)史》書中；郵文《幸事中的幾絲憾意》錄入地礦部石油海洋局《石海情》一書；《封、片、票、戳?xí)�“下崗”嗎？》郵文被加花邊發(fā)表在《江蘇工人報》上……2004年和2006年分別在江蘇第七屆郵展和全國首屆集郵文獻展中榮獲集郵文獻類鍍銀獎。